[41]不过，在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v. Bockhorst案中，被告是一家保险公司，在与原告签订保险协议时，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向原告发送了一项保险更新的通知，而原告基于此项通知做出了改变原来保险的行为，法院认为原告基于对此项通知的信任作出改变保险的行为当然有效。

观众想象与虚假信息互动构建的文的道德形象彻底崩塌。但在他未以明示的言行放弃时，法律一般均应予以保护。

隐私概念以及法律上隐私权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不证明隐私得到了保护，反而证明隐私被剥夺的严重。[29]看似很有道理，但真实生活中的公众人物并不齐整划分，一旦涉及具体人和事就很难划分，就可能面对司法的专断。年龄如今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规则治理也即法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她/他们之前通常并未从公益广告中获取经济利益，先前的公益广告更多是从她/他们的形象中获益。同样的逻辑一定要求考虑和顾及个人私密信息的披露方式或程度。

[32]〔美〕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这种分析仍然太概念，现实则非常具体和丰富。而且受制于除斥期间，A能否及时撤销合同也是未定之数。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上述规定表明，无意思能力之人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谈不上通过法律行为创设权利和义务，并无意思自治可言，这样的法律行为无效。[36]基于功能主义的考量，意思能力构成《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核心是不言而喻的。[8]参见[日]山野目章夫编：《新注释民法(1)：总则(1)》，有斐阁2018年版，第391～393页。为此，应将《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与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认定制度衔接起来，即未经法院通过特别程序判决认定，不能否定表意人的完全行为能力，但通过证明其意思能力缺失而使其法律行为归于无效，[46]同样能起到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的效果。

在无行为能力人对具体行为具有意思能力时该行为有效，毋宁说是意思自治的内在要求。但A的证明责任较重，除了证明自己在订立合同时缺失意思能力之外还要证明B有欺诈的故意，或B利用A无意思能力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在实践中要完成这样的证明并非易事。

而辨认能力具有个性化，需要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予以判断，实际上就是意思能力，[20]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就是缺乏意思能力。[7]实务判断通常采用以下两个标准：一是自然人精神能力程度的各类指标，据此判断其有无相应的辨识力。正因为如此，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7条也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可独立实施与其年龄及身份相适应、为日常生活必需的法律行为。之所以如此，重要的考虑点之一就在于诈术的方式足以表明该人有相当意思能力，对其无再加以保护的必要。

[11]同前注[4]，新井诚文，第16页。作为意思能力的类型化表达，行为能力通常与意思能力保持一致，但并非绝对如此，二者在特殊情形下会存在偏离，完全行为能力人也会缺失意思能力，对此就应根据意思能力的缺失状态确定法律行为的效力，其结果是法律行为无效，此即绕道型意思自治模式的内涵。该裁定指出，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游艇买卖合同标的较大，内容复杂，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为简便起见，在判断法律行为效力时，类型化的行为能力替代了意思能力，但行为能力实质上表明意思能力的大概率情况，意思能力对行为能力起着支撑作用，由此可以说意思能力借助于行为能力这个壳影响了法律行为的效力，这种关系架构即借壳型的意思自治。

判断能力具有相对性，需要就具体行为进行判断。[29]所有这些均表明虽然行为能力吸收并替代了意思能力，但意思能力对行为能力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意思能力正是借行为能力这个壳而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这就是借壳型意思自治模式的内核所在(见图例一)。

意思能力是因每个人和每个具体行为而异的具体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不考虑行为差异的概括性的抽象能力，二者的这种差异恒定存在，行为能力和意思能力因此未必完全和绝对地一一对应。但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如从行为的外观难以判断行为人有无意思能力，在不少交易上也不易甄别行为人能否进行合理判断，由此导致意思能力法理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有效适用，此时适用简便的行为能力制度便应运而生。

[37]其实，在《民法总则》颁布实施之前，一些地方法院在判断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效力时，已注重通过甄别意思能力状况进行论证。另从两份遗嘱内容可知，陈某乙在立遗嘱时应未丧失意思能力。就我国的民法规范而言，在判断自然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生效与否时，第一道关是行为能力适格，即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无效(《民法总则》144条)，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民法总则》145条)，无需再判断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内容是否违法背俗。陈自强《：契约错误法则之基本理论》，作者2015年自版，第230～233页。认可这些行为的法律效力，既有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社会基础，又对无行为能力人及其相对人影响不大，还能为无行为能力人必要的心智成长或社会回归铺平道路。这表明《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是关于完全行为能力和法律行为效力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因具有特别法的地位而得以优先适用。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24]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桂市民四终字第839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四终字第00760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5427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1民终329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3民终345号民事判决书。

从根源上看，意思能力对应德语Willensfaehigkeit一词，[4]但当代德国民法著述不再提及该术语。[47] 需要注意的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认定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通常以司法鉴定为基础，只要司法鉴定认定行为能力降格，判决就会有相应的体现。

这三种模式分别涉及不同的规范，它们共同构成从自然人适格角度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体系。【期刊名称】《法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 进入专题： 意思能力 行为能力 意思自治 。

若不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这种行为，不仅与社会实际情况脱节，也不利于提升限制行为能力人必要的社会交往能力。日本民法的上述观念影响到我国台湾地区。[24]其实不然，行为能力根本上的正当性在于其大致能概括与反映自然人的意思能力状况，若非如此，行为能力的价值就会颇受非议，实践也不会接受。[43]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申字第00732号民事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164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申1668号民事裁定书。

[38]另一则判决也指出，根据出院记录，立遗嘱人陈某乙在因食管癌入院治疗时神志清、精神可，在出院时情况有所好转。[54]参见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2民终67号民事判决书。

[46]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书。对此，有学者指出，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并不完全一致，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无意思能力时的法律行为无效，[3]这就赋予了意思能力以实践价值，并进一步印证了意思能力是意思自治的起点。

[2]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229页。从渊源上看，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5条后半句应是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产物，后者规定，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或暂时的精神错乱中所为的，也属无效。

[62]同前注[4]，史尚宽书，第359页。上述经验表明，完全行为能力人会缺失意思能力，在此状态下的法律行为要有专门的调整规范，《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就此规定，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日本民法学理和司法实践长期使用这一概念，2017年5月26日修订的《日本民法典》也加以采用。[39]参见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泰开民初字第00063号民事判决书。

在法律行为完成后，只要没有意思表示瑕疵或内容违法背俗的反证，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体现了《民法总则》5条规定的行为人按照自己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自愿原则，其就不能再否定法律行为的约束力。[33]这意味着尽管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存在紧密关联，但行为能力是在法律层面对自然人辨认能力的概括表达，而意思能力是自然人事实上的辨认能力，两者并不同一，有完全行为能力未必一定具有完备的意思能力，其间的差距必须要有对应的制度安排，此即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5条后半句的规定，它体现的是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结合。

问题显然出在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认定制度上，其过于严苛以致不能稳妥应对实际需求。在此情况下，应为其留下自由行为的空间，即无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有意思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可独自实施法律行为，而有意思能力的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也不因其无行为能力而无效，只要意思表示没有瑕疵、内容也不违法背俗，就应例外认可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样就能在一般性地保护行为能力欠缺之人的同时，适度促进其社会交往能力和提升其社会融入程度，此即促进型意思自治。

[41]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2251号民事裁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99号民事裁定书。我国《民法总则》第21～22条、《民法通则》13条将辨认能力[19]作为行为能力的要素，缺失辨认能力的自然人没有完全行为能力。